立法、法律适用和法律合宪争议处理是体现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三个基本维度，其分别对应着宪法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三重关系。
在第一次堕胎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回避了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是否具有效力的问题，似乎国家保护义务只是国家对私主体承担的义务，更意在强化这种区分。[xx]以与主观权利相对的客观价值为理由出场，结果却演变为主观权利，基本权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基因突变。
它们是民众对抗国家的防御权。第一，具有首要性、持续性和双重约束性的立法保护。[xxv]由此，对于三角关系中的权利保护，就不能脱离公法和私法二元划分的框架进行。前者由保障的第一重内涵确定，后者由保障的第二重内涵导出。优先适用普通法律是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这要求基本权利的司法适用一般不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条款，而应以合宪性解释的间接适用方式完成，即通过依据宪法解释普通法律，将基本权利规范内涵注入法律之中，进而借助适用法律而间接适用基本权利规范。
但是，当通过连接概括性人权条款和具体基本权利条款导出受保护权时，受保护权就不再来源于基本权利的普遍价值，而是来源于基本权利作为主观权利本身。此时的基本权利空有基本权利之名，其实质内容是超越实证宪法的自然权利。[19] 《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最小限度的党纲，其中与人权相关的内容有：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陈独秀对于人权的认识，是其关于新文化运动政体社会思想认识的一部分，体现了当时对民主、科学理念的体系性观点。自由是人的天然属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权利。[3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41]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政治的目的和精髓就是实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等重要自由权利，而宪法是达成这一要求的制度保障。陈独秀是最早把人权引入党内生活的共产党人之一。
我们组织工会并不是无意义的，也不仅仅是娱乐、教育或抚恤的机关，我们组织工会的目的，是要用我们这个阶级的组织力，做奋斗的工作，谋达到改良我们的状况。建立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这个数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往上加，如矿山的窿内工人，则至多不能超过六小时。四、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话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压迫、建立民主政治、实现人的解放。[15]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发行）。
可以说，这种人权理念带有强烈的救国诉求，即在肯定个人自由、个人价值时，将其与民族与国家、社会的命运和发展相联系，将人权作为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重要载体与目标。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58]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运动的口号，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为妇女奋斗提出的目标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共产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46]党不断领导工人运动，为实现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言论的自由和同盟罢工的自由这三大目标而不懈斗争。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以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40]。
因为没有自由，便不能使工会发展。[32]此外，特别指出保护女工和童工[33]。
一是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而土地委员会负责土地的管理。当时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京，陈独秀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广州，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密切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因为苏俄宪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宪法实践。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1919年，苏俄宪法译文在上海正式发表。1928年6月到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并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工作。在经济自由上，提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限制以及承认参与劳动管理的权利。
土地问题是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农民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基本场域。中国共产党既认识到争取政治权利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人权，在斗争中争取。
[55] （四）男女平权 争取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利，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一直为之努力实现的革命目标，并把妇女解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次罢工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地认识到：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
[30]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党提出争取各种自由权的目标，要求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在国民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日渐认识到农村革命的重要性，提出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
作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崇高理想，人权体现在早期的党的纲领与文献之中。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劳动权利、自杀权、人格权等人权形态作出广泛的引介和探讨，试图以此呼唤民众的人权理念。平民须有建议权、罢官权。赵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
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强调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8]。如果说在建党之初，这个政治口号还属于空洞的鼓动的话，到了大革命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就已经相当明确了。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中国人权的探索史、实践史与奋斗史。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明确反对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法律的重要性也有清楚的认识，认为法律应当成为社会联合的基本准则。
他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认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9] 在谈论湖南省宪时，毛泽东批评省宪法草案，认为：第一个最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提出：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10]。
192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文谈到生存权问题，认为：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这就是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求得宪法的保障[12]。文章来源：《人权》2021年第2期。二是耕种没收土地的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外不纳任何杂税。他认为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是自杀者自己应该有的人身自由权利，他人既没有权利予以鼓励也没有权利谴责，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2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中国共产党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部分对党的性质做了明确表述，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同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重申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权利的保障，提出人权与自决权的问题，为确立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提供了思想基础。[40] 同上注，第332、333页。
[7]毛泽东注意到人的意志实现的社会背景，他比较了中西家庭制度，认为：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没有工会，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经济利益。
